因此可以说，法律试行机制的本质是一种试验主义，试验主义不同于作为真理学说的实用主义，它是一种基于行动的改革哲学，从而与其说它是一种认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再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一直到邓小平的摸论和猫论，它不以某一理论预设作为出发点和评判标准，而是主张在行动中接受实践检验;它反对单纯的理论思辨，而是注重在行动和实践中对各种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和验证;它既不同于那种试图模仿自然科学运用实验检验法律效果的法律试验，也不同于西方社会法律体系建构的自然演化主义。
在案情研判后，可能需要将案件移送给其它政府部门处理。对国家能力的分类，无疑有助于化抽象为具体，加深对国家能力的理解，深化对具体领域问题的解释。
何艳玲认为，中国土地执法有时有效、有时失灵的摇摆现象，主要缘于集中体制下的嵌入式执法。第三，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的较量。(43)见前引(39)，张永和等书，第358页。社区空间是居民的领地，虽然街头官僚拥有进入的法律授权和权力依据，却缺乏其中的地方性知识，执法如遇抵制便孤立无援，而居民却可以依赖地方性知识抵制执法，互相熟悉、有着信任基础的居民还可能给抵制行为以支援。由于担心丢饭碗，他们往往会比正式执法人员更为尽责，工作更卖力。
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违建执法 国家能力 。不同执法机构之间、执法机构与其它机构之间，越不能有效合作，国家能力就越弱，贯彻法律意图的能力就越差，执行后法律失真就会越严重。国际人权法或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含义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特殊性是基于人权普遍性的特殊性，即是在坚持、承认与肯定人权普遍性前提下的特殊性。第二，从概念上看，强调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也是有问题的。国家权力也不可以放弃，否则就是违法或渎职，无法维护其人权基础。在一国内，它要求国家与整个社会创造条件保障处于弱者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利，以使该群体的所有个人受益。
除亚洲地区外，欧洲、美洲和非洲三个区域性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及其保障机制，在整个国际人权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人权宣言》所列举的人权清单中，并没有刻意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两种类型。
其实，民主是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不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无法实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难以实现。广义上，人权包括自由，如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就包括各项基本自由，国际人权文书中通常都涵盖自由。如果将原生权利比作树干，派生权利便是枝叶。
国际人权文书通常使用人权来替代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3)人权受民族与宗教特点的制约。这种共同标准具体体现在以《世界人权宣言》与国际人权公约为核心的具体规范之中。这关系到人应当享有人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及其伟大意义所在，是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人权基本理论问题。
它基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虽然宪法和法律对人们理应享有的权利已经规定得很具体、明确和全面，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人们却实际享受不到。司法公正是人权保障的前提。
为简便起见，国际人权文书中更常见的表述是权利与自由。在我国，执政党依法执政，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德性指人人皆有恻隐心、怜悯心、同情心和仁爱心，并在共同改造自然和社会中，在彼此依存和相互交往的影响中，逐步养成以平等、博爱和正义为核心的一套道德观念，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也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大动力。求同存异、平等对话，是人权国际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唯有如此，世界才会多一点和谐，少一点对抗。这些文件中提及的权利和自由就是人权和基本自由。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区分是比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规定了工作权，第7条和第8条则对工作权的派生权利进行了规定。
至今还没有学者能就人权的内容列出一个十分详细而又为大家所普遍认同的清单。此外，基本自由是比较典型的消极权利，而狭义的基本权利则既包括消极权利也包括积极权利。
(16) 司法审查维护宪法权威，保障人权。二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立法、执法与司法等人权保障机制中，人权的诉求者和受保护者都是以个人的形式出现。
国际人权标准是实施人权国际保护的准绳，是人权的共性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基本表现，它是全人类在人权领域存在的共同的利害关系与利益追求，也是全人类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的共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2)被国际人权法所确认的一些权利。
如《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书，往往将人权和自由并列。国际社会对待两类人权的不同态度导致了缔约国在履行两个公约的义务方面存在重大差别。人权源自人的本性和人所固有的人格、尊严与价值。在一国内，非本国公民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也是人，也应当享有人权。
理性的内容，一是指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二是指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本质与规律的共同观念和理念，三是指理智——人有克制自己不做坏事、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能力。生存权的内容很宽泛，生命权、财产权、劳动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和环境权等都可包括在内。
从理论上对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作出划分，目的是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了解和掌握其保障人权的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积极作为使公民个人和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保障，二是消极不作为，即不得肆意侵犯公民个人应当享有的人身人格权利和各种自由。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思维使得这种分歧更加意识形态化。
如《联合国宪章》中涉及人权保障的7个条款，所有联合国的会员国都有义务为促进其实现而努力。(五)人权优位于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具有决定性 人权是国家权力的基础。
消极自由实质上就是消极权利，积极自由实质上就是积极权利。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指出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如生命权是核心人权，但是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人们的生命质量将受到损害甚至危及生命本身。持此种观点的典型代表、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利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拥有人权，如果将集体权利视为人权，那将颠覆人权的定义，会带来混乱的概念性偏差。
第二种是相对保障立法模式。⑩Javaid Rehman,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A Practical Approach,Pears Education Limited,2003,p.63. (11)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88号决议文，1950年2月27日。
人文主义者重视人的现实的世俗生活，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倡导宗教宽容，蔑视偏见与迷信，对无限制的政治权力予以警惕，并主张改良社会弊病与不公等。任何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割裂开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人权与各种义务相对应，而国家权力与国家义务相对应。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保护人权不是付诸国际行动的合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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